从北京到“大理福尼亚”：一个英国作家在中国的十五年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07年夏天，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亚历克·阿什（Alec Ash）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青海的一个藏族山村支教。三个月里，他背着包走访了许多城市，从香港地区到成都、北京，他随身带着美国旅行作家保罗·索鲁的《火车大巴扎》和《在中国大地上》两本书，脑海中幻想着马可波罗式的壮游之旅。在此之前，亚历克在大学修读英语文学，对中文一窍不通，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在他眼中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他忽然很想要了解这个国家及其背后的文化。

一年后，亚历克回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接受中文培训，并定居下来。一位中国朋友给他起了个中文名：艾礼凯——这与他的英文名发音相似，并且有“礼貌”和“成功”这两个寓意，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一些朋友就叫他“小凯”。

此后十余年，艾礼凯先后生活在北京和云南大理，直到2022年离开。如今的他可以说是一位“中国通”，他在文章里自如地引用中国古典文学段落，或是列举鲜为人知的民俗与地理知识；生活中，他熟练地用中文与人交谈，拥有超过3000个微信好友。

与十八年前的初印象相比，中国社会早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些鲜活经验始终吸引着艾礼凯，到目前为止，他出版了两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并在英文媒体主持中国观察专栏，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称他为“天赋卓绝的当代中国观察家”。

上海书展期间，艾礼凯带着新书《大理一年》回到中国，这本书记录了他离开北京、移居大理的故事。在书中，他书写了一个个像他一样从城市逃离、试图在村庄隐居的人，他们过着平静而丰富的生活，却也面临着各自的心灵困境，他试图透过这些故事追问：逃离真的能使人获得自由吗？

在与界面文化的对话中，他多数时候使用英文，有时又会因为更准确的表达而主动切换回中文。在他看来，说英文的亚历克·阿什和说中文的艾礼凯有点不同，就好像他在努力变成全新的人，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01 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令人澎湃

在《大汗之国》一书中，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道：“几世纪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

2001年，何伟在美国出版《江城》，这本书记录了1996-1998年间他在长江边的小城涪陵教书的经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何伟捕捉到这些飞逝的重要时刻中更持久、更贴近人心的东西。《江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很多西方大学将其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指定书目，也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新的高峰，陆续有人慕名来到中国学习或生活，艾礼凯就是其中之一。

抵达北京的第一周，艾礼凯在鸟巢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在他的记忆中，那段时期“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他如饥似渴地感受着这一切，北京规模之大、节奏之快，令人心潮澎湃、兴奋不已，就像二十多岁的他自己，仿佛一切皆有可能。

艾礼凯很快见到了时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的张彦（Ian Johnson），后者在中国生活近20年，出版有《野草》（Wild Grass）、《中国的灵魂》（The Souls of China）等作品。在那段时期，有许多外国记者和作家生活在不同城市，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和书籍，比如欧逸文（Evan Osnos）、梅英东（Michael Meyer）、史明智（Rob Schmitz）等人。艾礼凯也开始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并梦想着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作家。

在北大读书期间，艾礼凯认识了许多同龄的朋友，并对80后这一代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写一个名为“六个人”（Six）的博客，记录这些中国朋友的故事。这延续到他的第一本书《许愿灯》（Wish Lanterns），在书中，艾礼凯选择了另外六个不同的年轻人，包括务工人员、企业家、流行歌手、网民等，试图覆盖更多元的背景，他花了2-3年时间与这六个人相处，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史。在他看来，年轻人就像是楔子的细端，正通过代际和社会的转变慢慢撬开中国，相比于在运动中成长的前一代人，新的世代正在变得更开放，并开始持有许多新的观点。

此后几年里，艾礼凯曾主持过一个名为“蚁丘”（the Anthill）的中国写作社群，也远程为《洛杉矶书评》编辑中国频道。当被问到自己与其他中国写作者的不同之处时，艾礼凯说：“我没有他们那么有名。”他喜欢称自己为“最差的那一类记者”，因为他更关注文学性，试图在观察记录的同时捕捉语言之美。随着阅读与生活的深入，他反而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对中国的认识就越少，“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更多需要去了解的地方，比如地理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02 逃离城市，过一种“自然生活”

2017年左右艾礼凯在东城区某条胡同的家也面临拆迁，他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陌生，生活乏味、一成不变。

那段时间，他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移居大理的朋友发出的照片，这让他感到羡慕，那里气候宜人，风光如画，被戏称为“躺平之都”，也有人将其类比为“大理福尼亚”。他对大理的闲适生活心驰神往，同时也对这背后的社会变迁产生好奇：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奋力挤进社会上层，可如今这种归隐田园的趋势与以往的城市化进程截然相反，这是为什么？

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状况。早在工业革命后，英国就出现了类似的回归农村运动。艾礼凯尤为好奇，中国如何在短短50年内经历了英国社会250年的转型过程，这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到了什么阶段，人们对生活的观念及想象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2020年1月，艾礼凯正式搬到大理，他在苍山脚下租了一间院子，开始自己的隐居生活。在大理的一天与北京非常不一样，艾礼凯并没有固定的工作计划，他在网上兼职教英语，也从事写作，其余时间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饭、种菜、射箭，他收养了一只名叫月亮的小狗，会一起在苍山的小路上跑步。这正是许多人来到大理的原因：这里没有996，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艾礼凯回忆，在北京的时候，他的一天会有大量时间花在地铁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在大理，很多地方仅凭走路或骑车就能抵达，“感觉我周围的空间变大了。”他平日喜欢在村子里闲逛，跟邻居们聊天。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即使是大理这样历史悠久的西方背包客目的地，外国人的面孔仍然是一件新鲜事，他总会引来村民的注视和议论，也会受到热情的礼遇。

在大理，桃花源和香格里拉的幻想总是被提及，许多人对大理生活有一种隐居者的浪漫化想象，“大理，就是大的理想。”艾礼凯认为，这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而这正呼应了今天人们厌倦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向往田园生活的愿望。

艾礼凯发现，大理最突出的生活口号就是“自然生活”——既可以是“亲近自然”，也可以解释为“顺其自然”。这是一种不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或成功的潮流，他认识的不少人都是辞职来到大理，享受着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不再给人打工，而是自己掌控生活，比如运营自己的农场、客栈或新式学校。英国农学家约翰·西蒙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自给自足生活简明指南》在新大理人之中很受欢迎，人们拥抱环保主义，抵制那些让民众与农耕生活脱节的社会工程。

但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似乎又是难以摆脱的，人们在抵制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在逆流而行：移居者憧憬田园诗般的完美乡村生活，但他们带来的资金流却正在把这里变成另一番模样。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理的农村正变得“小资”，高档度假酒店不断被建起，房价、物价乃至服务业都因势抬价。在艾礼凯看来，大理城乡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这里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更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

另一个难以摆脱的是数字技术，尤其是智能手机。许多人来到大理后发现，自己还是要依靠现代社会的种种设施，比如网购各种生活用品。也有人在追求田园生活的同时，陷入了矩阵世界——在网上晒自己虚假的幸福生活。某天，艾礼凯意识到自己对手机上瘾了，即使身在大理，他每天仍然会花上数个小时使用手机，他拼命想要戒掉手机瘾，却也渐渐明白，看手机很多时候是为了分散注意力、麻痹自己的精神状态，他来大理是为了逃离城市，但不能逃避自己的内心。

03 一场“向内看”的心灵革命

来到大理之前，艾礼凯就已经在脑中计划写一本新书。最初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观点，只是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选择搬到大理？他得到的多数回答是：为了自由。

什么是自由？艾礼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随着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人们能够通过财富来决定自己的人生。但与此同时，大城市中，不同年龄的人们即使已经拥有了经济自由，有一定存款，体面的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仍不开心。

艾礼凯认为，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在第一本书《许愿灯》中，他笔下的年轻人还怀有更大的梦想，从农村来到城市，认为只要自己考上大学，留下来找到好工作，就能取得成功，“当时有一种感觉或希冀，就是他们真的能变得有钱，许多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马云。”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变小了，年轻人发现城市经济不再能够给予他们进一步成长的空间，机遇在减少，生活成本也在提升。

这关联向当下人们更大的内心问题：自然状态往往就是焦虑和紧张。在大理，一位从上海移居而来的心理医生对艾礼凯说，焦虑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们普遍的状态。

过去几年，大理成为了实践“躺平”这一生活方式的重要场所：有人躺在家里从早睡到晚，有人抽烟、画画、照料花园打发时光，也有人出家做了僧人，终日打坐冥想。

在艾礼凯看来，这些实践都反映了越来越多人开始试着“向内看”——将目标从经济发展转向个人发展，甚至灵性发展。相比于崇拜成功和财富，人们更想要发掘内心的资源，来让自己过得更幸福。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作出经典的区分，但在艾礼凯看来，他更想要讨论的是“内部自由”与“外部自由”：多数人思考的都是外部自由，比如人是否能自由行动、拥有权利，但在大理，人们对内部自由更感兴趣，它可以是灵性层面的自由，也可以是对社会的某种逃避，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艾礼凯观察到，大理也正在发生着一场“心理热”，他在书里写道：“我们都在大理寻找这样的东西：一个有归属感的聚集之处、一颗信仰的种子、滋润心灵的甘露。”

与中国其它地区一样，大理也掀起过一股心理治疗的热潮。艾礼凯在书中记载了一家规模庞大的疗养院，被形容为“大理的魔山”，他们会为客人提供一系列疗愈服务，包括现场瑜伽、水疗、心理咨询等。此外，大理还存在各种个人发展出的灵性修习方式，比如一位叫“梦隐士”的人开发出了清醒梦的训练课程，帮助人们透过梦境来探索自己的内心，也可以在梦中发泄压抑的情绪。

在艾礼凯看来，这些种类繁多的修习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寻找某种内心的平静。这同样是需要投入的，要“努力做”，比如每天长时间的冥想。这里似乎也存在矛盾：城市生活中对“努力工作”的强制追求让人们陷入精神危机，但要想摆脱这种危机，同样需要在灵性实践中付出努力。但在他们心目中，至少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自由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能力。

04 不安情绪让人们涌向大理，也让他们重返城市

这场逃离会有终点，在大理，不少人在一段时间后选择了离开，“对很多人来说，大理生活更像是一场实验，很多人都失败了。”

艾礼凯始终认为，经济自由是最大的自由，在大理也是如此。许多人带着远离社会、低成本生活的幻想来到大理，却发现大理的房价、物价也在不断上涨，而在此赚钱却很难。在大理有许多数字游民做着远程工作，但这仍是少数人才有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种工作机会，其余的人或是依靠存款，或是过着嬉皮士一样的低物欲生活。

于是，当生活重压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时，人们就会选择离开，去寻找物价更低的“下一个大理”，或是回到城市，找一份挣钱的工作。艾礼凯在书里写道：“不安情绪让逆向移居者涌向大理，但也是这种情绪，最终让他们重返城市。”

艾礼凯也离开了。2022年10月16日，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从苍山俯瞰大理古城的照片，房屋像鱼鳞般排布在田野间，远处是平静的洱海。他写道：“大理大理，下次见。”他将要结束三年的大理隐居生活，去往美国，做回那个亚历克·阿什。

在此之前，包括何伟在内的许多外国作家都离开了中国。在亚历克心目中，何伟是这群作家里写得最好的，未来也很难有人能够超越。在他看来，何伟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背后反映的是中国读者仍然渴望看到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像是照镜子，透过他人的目光来看自己。”但他并不确定今天是否仍是如此。

亚历克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已经没有二十年前那样强烈——这或许也因为西方社会自身的问题正在加剧，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当下，尽管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却变得越来越少，国家之间的流动，不论是人口还是文化上的，都在减少，“就像生活在彼此的泡沫里。”

在一篇题为《场边汉学》（Sideline Sinology）的文章中，何伟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报道生涯，以及在今天进行这些报道的种种困难，他写道：“在某些方面，比如捕捉日常生活的质感，没有什么能替代亲自身处中国。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已经进入了‘场边汉学家’的时期。”

在美国，亚历克发起了一份新的英文刊物《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并担任主编。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现在是“扶手椅旅客”（armchair traveler）——只是坐在家里阅读中国相关的图书，写作书评。他认为在旅行很难实现的当下，阅读是一个很好了解彼此的方式，不论是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写作，还是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写作。

因此，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更像是打破这些泡沫。这在当下变得更困难，在美国，他所在的书评媒体会举行许多线下活动，介绍中国相关的图书，但他注意到，尽管目标人群是西方读者，但来到现场的听众很大一部分仍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从这个角度看，泡沫仍然存在。即使如此，亚历克仍然表现出一种乐观，“我这辈子都会是中国的观察者。”他笑着说。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出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