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高分迷途：我所见的高考招生拉锯

11 阅读：5 2025-08-30 08:56:12 评论：0

高考考取高分后，考生却可能在志愿抉择中面对更为焦灼的局面：去A校还是B校？听家长的，听老师的，还是听高校招生组的？

“在我人生的前十八年，所有人都告诉我要只关心分数。现在你要我在十天内决定我的未来？” 王琪瑶记得，曾有高分考生这样和她说。

王琪瑶目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她本科毕业于国内一所知名高校，在校期间曾去中国西部地区做过一年高校招生志愿者，在这一过程中，她看到欠发达地区拔尖考生的迷茫与压力；看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缺少的必要衔接；也看到不少贫困家庭对孩子的未来缺乏具体的想象和实际的托举。

后来，她以此为课题做起了研究，先后访谈了30位高校招生志愿者。她试图探究，在这条看似精密计算的升学路径里，考生的未来到底由谁做主，又如何构筑？

以下根据王琪瑶的口述内容整理（其中涉及的具体院校、人员信息皆为化名）：

更受青睐的“上海表姐”和张雪峰

“当时那个状态是懵的。成绩出来，我真的只高兴了不超过十分钟。紧接着就有无数个活动要参加，无数个人的话要听，无数的信息夹杂在一起。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三天之后，不光大脑晕了，身体也晕了——我发烧了。”这是我当招生志愿者时，一位高考“状元”对我亲口说的。

面对我所在高校和另一所高校，他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方院校告诉我不要相信你们说的任何一个字。而你们告诉我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我的高中老师说我要相信自己，但同时分数一出来他们就把我带去了对方学校。我父母说他们不会干涉我的决定，但他们和对方学校签了合同。那我到底该相信谁，相信什么？”

当时，在我参与招生的西部某省，社会经济背景较为弱势的家庭对于大学和大学专业的认知，主要有两个信息源：张雪峰和本地人的口耳相传。

在张雪峰等志愿参考“网红”出现之前，本地人的口耳相传是最典型而广泛的信息渠道。如果没有口耳相传的依据，“小地方”的家庭在做决策时，只能根据以往分数线来判断哪所学校更好，但是热门专业每一年都在变动，十年前经济与管理方向还是高分考生们钟爱的选择，如今却时常让考生们因担忧未来的就业而望之却步。

考生和家长更愿意相信他们在大城市的亲戚的建议，我记得有一年B校招生组建议某个考生选计算机专业，但他们选择听信一位在上海工作很久的表姐。这位表姐建议去A校自动化专业，因为“这能让咱家孩子在上海找到工作”。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位表姐毕业于哪所学校，只知道她在上海读了本科后就留下了。所以，只要听说是在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考生和家长就觉得可信，他们就选了A校，但最终也没能去到自动化专业。

在庞杂的信息让考生家庭“头痛”的时候，张雪峰所代表的志愿参考博主异军突起。对广大家庭来说，张雪峰的直播内容直白、简单而有效，他的性格在家长们看来十分“风趣、解压”。张雪峰不仅能帮着大家梳理思路，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家庭的心中，他愿意站出来替大家“避雷”，即指出某些“光鲜”专业可能不适用于弱势背景家庭考生的一面。对于西部某省的一些家庭来说，他们很难接受孩子专业“踩雷”的代价。

招生组在利益上优先代表所在高校，而非考生。从考生的角度来看，如果招生组的目的与自己不一致，那么这个“官方”在接近自己的时候，就可能有着“意图”和“利益考量”。招生组相比于“上海表姐”和张雪峰，更像是“官方信息”和“民间信息”的对比。这个时候，考生不如选择相信看上去没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民间”。加之招生组的故事往往被流传成“顶级高校神秘而紧张的拉锯”，这更加剧了考生的不信任心理：“招生组会不会为了招我而弱化了一些我本应该看到的事实”、“我要确认来接触我的招生组成员是真心为我的”。

但官方与民间不该是对立的状态，而应当是互补的。

如果对比一下国外的申请制度，我们会发现，国外的考生们要申请院校、选课，都会尽可能地搜集信息，比如浏览官网、研究培养方案、借阅往年的教学大纲。尤其是不会放过任何与招生人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招生组的算盘

每年四月前后，各高校要开招生相关的会议，了解招生计划，并按照不同省份的计划组建招生组。

高考出分前的二至三天，各校招生组就需要根据自己的招生计划展开动员会议。其中，最大的任务是培训招生志愿者，尤其是“谈心”培训。

出分前一天，招生组的大部分成员会到达所负责省份的几大城市驻地，做好接下来“鏖战”五到十天的准备，直到考生在志愿填报系统中作出最终选择。

对考生成长经历的把握，非常依赖于招生志愿者的经验或性格。

以在西部某省招录为例，我当时参与的本校招生队伍里主要分为三类人：辅导员、大学教授，和低年级学生。

首先，辅导员在和学生谈心的维度上比其他两类成员更有经验，可以很快与考生建立信任。

他们是招生队伍里最稳定的一类人，一般会承担各个省份及其主要城市“招生组长”的职责。所以，如果留心观察各个高校放出的招生组联系信息，可能会看到“某老师”和其电话连续几年在同一个省份的招生组中出现。招生本身也是学生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会说，招生组的老师们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往往也是学校管理的一个缩影。

大学教授则主要从专业的角度给予知识和职业规划的支持，他们在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的选择上更有洞见。当然，教授们有时也显得有些过于直接，给出的建议不一定就是学生未来的选择。

最后，学生是招生志愿者的大多数。当时我所在的西部某省招生组里，他们一般曾就读于该省各所高中。学生志愿者多为大一、大二学生，他们的优势在于拥有“学姐”“学长”的身份，能和考生们迅速建立起更为平等的友谊。

辅导员和教授因人数少且更专业，他们的主要工作被安排为“定点爆破”（只关心重点考生）；而学生志愿者则被分配对接和自己专业或社会背景比较接近的考生。他们和考生聊天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大学生活、西部某省的考生去北京读书会面临的优势与困难、不同的专业前景等。与考生的交流频率因志愿者的选择而异。有人可能会采取“信息轰炸”的模式，给考生接连发送很多消息；有人则更愿意相信“化学反应”，观察到考生想聊天的时候，就多说几句，看考生不想聊了，就会选择不继续打扰考生。

一旦考生确定了志愿，学生志愿者就要辅助自己对接的考生在志愿填报系统填好志愿并进行锁定。锁定志愿后，就不再会有更改院校选择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了，志愿者就加强考生对院校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考生时常会从志愿者口中听到这句话：“欢迎你下一年一起来帮我们招生，你今年选择真的特别正确！”

重点考生会被分配给至少参与过一次招生的学生志愿者。什么叫重点考生呢？首先是大家熟知的极高分考生和压着分数线的考生。还有一类是有“预设倾向”的考生，即已经决定要去竞争对手学校就读的考生。对于招生组来说，最不想面对的是极高分和预设倾向集中于同一考生的棘手情况。

一般来说，一省考生都有一个固定而传统的高校倾向，比如A校和B校这两所国内顶尖学校，在不同省份的优势程度是不同的。在西部某省，招生组们一般会默认A校更有优势。这就导致对B校来说，每一年、每一次游说都会异常艰难。所以，对于最难劝说、分数最高的几位考生，两校招生组常常需要跟进到志愿填报系统开放后的一两天。

招生组在整个游说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关于专业、志愿填报的问题。但是，往往是那些与专业并不直接相关的内容，反而能赢得考生们的信任。比如，考生们好奇大学里将经历什么——绩点怎么维持？什么时候开始实习？要不要跑三千米？食堂里吃什么？学校里有多少个运动场馆？学生助理的时薪是多少？这些在院校里实际的体验和具体的感受，只有招生组的志愿者能讲透彻。

目前的高考研究中，大家普遍将分数线默认为一个自动根据排名划定的事实。但我的观察是，高校对分数线的关注实际上会反过来影响录取的结果。

比如，当两所顶尖高校在同一个地区分数线相同，会希望将数量较多、踩在分数线上又高出一分的考生尽量都招纳进自己学校来，以提高自己学校的分数线，同时对手高校分数线降低。这需要策略。

一种结果是，两校都无法获得分数线上的增加。A校可能会和考生分析：虽然你不愿意进入A校，但也不建议你考虑B校。你可以去其他顶尖高校。因为你卡在分数线上，B校也很难能给你更好的“待遇”，不如去分数线低于A校和B校的学校，能得到更多的奖学金或更热门专业的保障。

另一种结果虽然能达到分数线增加的效果，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考生整体的需求。比如，B校为了应对A校的竞争，愿以更热门的专业来“托住”踩在线上高出一分的考生。考生可能会被B校的招生人员告知：我可以给你更“好”的、原本应该考到更高分才能进的专业。

但问题来了，如果把这名考生安排到更高分的专业，那某个也想去这个专业，且获得了更高分的学生怎么办？

招生组就需要劝说这位更高分的同学：其实你不需要考虑这个专业，因为大学的培养是贯通的，你可以去就读相关专业。拿计算机系为例，今年人工智能发展形势迅猛，各个专业都设置了跟计算机系所学课程相关的培养方案。以高中生的知识储备去看这些专业，很难看出其中的区别。招生组还可能告诉考生，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突出，劝说他转向其他方向，就很有希望把踩在线上高出一分的学生锁定。

考生之间往往不会共享信息，而学校也几乎不公开这部分内容，那么大家只会看到录取结果，而非导致结果的博弈过程。

能自己做主吗？

我常常好奇考生最终为什么选择某个专业方向。有时，我会听到这样的答案：“很多相熟的高中学长学姐去了，所以我也想去。”

我追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些熟识的高中毕业生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有考生给出解释：“社会上现在普遍认同某个行业好，大家就都去选择这个方向；而如果‘对口’工作不容易找，那就暂时不考虑这个方向。”

当年还是外企工作“吃香”的时候，大家就愿意去选择以外语或财务贸易为强势学科的学校。如果本省有不错的大学，离开家乡的意义就不大，那就不需要去往北京或上海的学校就读。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不论是高校、高中，还是学生、家长，都认为只要分数达到了，就要去这个分数所能达到的最好的高校的最高分专业，不然会“吃亏”。

比如有这么两句很出名的话：“A校的冷门专业也是冷门专业”以及“B校的冷门专业也是B校”。前一句是说，你就算进入顶级学校，这个专业被身边人认为“不好”，那自己的人生也会囿于专业可能会带来的局限性。后一句则意思相反，认为去了顶级学校能见到的世面和得到的资源是次一级学校不能比的。

今年有个新闻，一所中学里，三个学生没有报考按照分数应该去的最好的学校，我相信他们也有被分到冷门专业而影响就业的担忧。他们的老师非常生气，在群聊中发了火后，又解散了该群聊。一方面，我能理解老师所面对的教学压力和为学生的担忧；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些学生恰恰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能够放下取得高分带来的“限制”，坚定自己的内心，找寻自己的道路。

我愿分享一个考生拥有充分自主权的例子。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这么多年下来，我也只接触过一个能做到完全不干涉考生、给予考生充分决策权的超高分考生的家长。这是个小康家庭，该样本因其特殊性，虽然不能成为西部某省乃至中国大部分家庭的缩影，却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决策过程。在这个案例中，我也没有听到来自学生所在高中的声音，这在西部某省也非常少见。

由于这位考生分数实在是太高了，按照招生目标，A校和B校的招生组当然希望将其收归囊中。两校按照往年的经验，想尽办法联系到家长，试图通过家长来说服学生。出人意料地，家长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同时婉拒了两方。家长明确表示：“我承认自己有对学校的偏向，但是我会尽可能地不提前表露出来。我只会在孩子作出决定之前，小小地给一些建议，最终还是得让孩子自己决定。”

至少在我的观察中，后续的志愿填报也的确都是由考生的个人意愿决定的，家长的确做到了向两校和考生所承诺的“不干涉”。

相比于这个考生，大部分考生所面对的可能并不是完全自主的状态。

有个考生在高考过去三年后，对我感慨道：“我妈到现在还觉得我是不是飞得太高了啊。她总跟我念叨，考那么高分干嘛呢，还不如在C大学（西部某省内最好的大学）上本科得了。”

西部某省的家长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回家，他们希望孩子回家，而不是留在更大的城市。因为家长和一辈子生活在“小地方”的学生自己也想象不到别的路径。大学毕业后回到本省，找一个“体面的工作”，比如考公、考编，就叫“飞得很高”了。同理，高中老师们也是在自己既有的路径上，观察每一年不同的考生和自己所了解的道路。他们也对“飞得高”有着属于自己的定义。

对于想要影响孩子决策的家长和高中老师们，我们既不能将他们对志愿填报的干预简单地等同于对孩子的掌控，也不能弱化他们相对于孩子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更高位置。不管面对的是爱还是权力，孩子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那一个。

精密计算之外

并非所有人都会权衡各种意见，经过精密计算自己的条件、未来、偏好后，才作出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

有一个选考物理类的重点考生李明，高三这一整年里，他一直与B校的一位招生志愿者保持联系。他对我说，他很喜欢联系他的那位志愿者，他知道自己更适合B校，甚至系统性地分析过自己和B校的匹配度。

他的高考分数出来后，情况瞬间扭转。他不到半天就选择了A校。原因非常简单，A校先给他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介绍了A校以通识培养为名的王牌院系。李明当下觉得可以去，就直接与A校签了约（指决定志愿意向）。李明没有犹豫，直接就给B校打电话，表示已经签了A校。

他是少有的没怎么纠结过的考生。在这个紧张的考后决策窗口，他的决定可能不够理性，但在情感上却是合理的。也许他在自己和身边人从高考到出分前后大起大落的情绪中，感到了一丝疲惫，抑或是面对选A校还是选B校这种“甜蜜的纠结”，会使他感受到决策带来的压力。

招生志愿者们通常通宵工作，熬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有的事情，早上八九点起来开例会，睡眠不足，精神状态也会受影响，故而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结果就是，这根弦有时候真的就会“崩掉”。这里可以分享一个亲身经历。

我当招生志愿者时，遇到过一个很有理想的重点考生张鑫，他希望未来从事某传统W专业的学术研究。W专业也是我参与招生时所在学校的王牌专业。我学校这边可以给他W专业，另一所学校让他参加一场考试才可以被录取——考一个和W专业听起来类似，但有实质区别的专业。身为高考生的张鑫，其实对此了解并不深。我当时接触到这位考生的时候，他在第二天就要参加那所学校的考试了。

这个考生的好朋友是一位高考分数很高的同学，叫白杨，这位同学已经在大学校园内参观了两天，决定选择我所在的学校。当时我和两位很有经验的招生志愿者，请白杨帮忙打电话给张鑫。我们四个人一起在电话里劝说张鑫，每个人都说得口干舌燥，但是张鑫始终拒绝考虑我们学校。我记得当时自己抬眼看了一下表，是夜里凌晨一点。这时，我脑子一嗡，不知为何提高了音量，问考生为什么不想来我们这边读W专业，问他到底在担心什么。

这个突然提高的音量，让大家都懵了一下。张鑫可能也没想到我们的态度从苦口婆心变得激动起来。我感觉自己的态度可能把张鑫吓到了，所以决定不再说话。

但是，坐在我对面的志愿者胡洪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眼睛“滴溜儿”一转，道：“哎呀，‘王教授’（指‘我’）为你担忧啊，她是W系的教授，我们特意把她找来的。你看，这么晚了，‘王教授’还来跟你聊专业和发展。‘王教授’希望你可以好好延续自己的学术梦想，你到底是为什么不想来呢？”

他每一句话里的“王教授”都刻意在语气中被加重了。我当时又好气又好笑，满脸通红地想辩解一番“这哪里是读书人该有的做法”，又理解他的即时反应最有希望让学生选择我们。

因为我们当时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张鑫陷入了沉默，我们也沉默，谁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就在这沉默中，我们结束了通话。

张鑫一夜辗转反侧。第二日的早上六点多，他发了消息给白杨，问能不能帮他找一下主管的志愿者，去我们学校招生组驻地签约。他放弃了去考试，知道就算去了也会因为睡眠不足而影响考试结果。

我和白杨后来坐在一起反思过这件事。那时候，我们谁都不理性：我们都太过于沉浸在竞争中，同样很无力。

在这些年的研究过程中，我时常会想：招生志愿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所做的很多都是为了考生，可真的是为了考生好吗？这难道不是在证明我们自己（对院校）的选择是对的吗？就算我们的确是为了张鑫好，才“演”了这么一出戏，那会不会依然导致张鑫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他的主观能动性？

我还参与招过一个高分考生张远，他来到我们招生组驻地，和几位志愿者一起进行了六个小时的会面。但我们无论怎么劝说都没效果。他父母的意见也不同，妈妈希望他回家乡，爸爸则觉得孩子出去闯一闯也好。

A校和B校在竞争他时，一直给他塑造来自一线城市学校的精英感。但是这样的精英感，更让他敏感地察觉到了自己作为“小镇”出来的孩子与“北上广”之间的差距。

我那时隐约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说道：“你在这个学校可以过成什么样，一定不是因为你本身是哪里的人，而是因为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北上广长大的，但是我在学校里的适应过程非常艰难。但学校给了我试错的权利和机会，让我明白并非只有一条路通向终点。”

后来他告诉我，这句话一瞬间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报了我们学校。

跟很多人想象的精英叙事不同，我反而觉得失败和困惑对高分考生们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教导过他们如何去面对和处理失败。张远当时已经走到了自己所能想象到的、以分数计算的“顶点”，我想，他恐惧于之后向下滑落的可能，而这种恐惧也是压力，把他压得很难喘气。

而我告诉他，每个人都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滑落，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这种恐惧，如果我作为一个不“小镇”的人也有着和“小镇”的人同等的压力，那么他所担忧的精英和不精英的差距本就不存在了。直到现在，我还和他保持着联系。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今世界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教育，更关注这些通过脚踏实地的教育进入到顶级高校的中国精英。但西方世界仍然不了解中国的高考，也不了解中国的精英是怎样产生的。

这里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美国大学的招生是申请制，考生展示自己的各类成绩，如科研成果、比赛结果、课外活动等，也写作文书，向院校“推荐”一个完整的自己。精英阶层内部是“互相推荐、内部复制”的状态。很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很难进入到这样一个精英的社群。

在中国，高考依然是最为公平、最适合我们这个社会的制度。它能够做到非常有效率地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中国高考依然为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进入最顶尖大学的渠道，“寒门依然能出贵子”，但足够高的分数并不直接保证他们做出更合适的院校和专业选择。

国内的院校对“状元”和分数线的追求，导致招生时对分数之外的维度关注度变弱，至少要弱于西方申请系统中招生官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度。

姜以琳博士的《学神》和郑雅君博士的《金榜题名之后》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寒门贵子”进入精英大学，所面对的也不只是中国国内大城市精英学子的竞争，更要面对踏入全球精英圈层的挑战。

我在西部某省遇到的高分考生们都是“金榜题名”的“学神”。这些“寒门贵子”大多是第一代大学生，很多都来自较为贫困的家庭，某年的“状元”出自一个曾下辖了十来个贫困县的地级市。

相比于大城市的孩子们，“寒门贵子”们没有对人生精心的规划，也没有家庭的处处托举。他们前十八年的人生中，最大的任务就是把考试科目要考察的内容理解透彻。那么，随着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些进入顶尖大学的考生们，在未来要怎么和那些“互相推荐、内部复制”的全球精英交流？

宏观上，我们展望全球精英的圈层；微观上，我们希望让考生回归对个体生活的想象。在我的观察中，不管学生是进A校、B校，或者C校、D校，四年本科后的个人发展不一定有本质的区别，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需要构建新的桥梁。我们要探索的是，如何在高考结束后的短时间内，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和媒介，鼓励刚刚高考完的学生：是时候找到更多的兴趣爱好了，也是时候具体地想象自己未来希望拥有的生活了。

但这里的意思不是让招生组，或是任何一个组织、个体立刻承担帮助学生建立具象化想象的责任，而是希望把它提出来，让我们全社会一起来面对这个属于青少年的“成长”课题。

这一改善需要长期的共同努力，尝试引导孩子们思考：你想要什么生活？为了拥有这样的生活，你可以为此做出哪些努力？你从现在开始打算做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会让你获得这样的生活？

我相信高等教育最终还是回到个体，回到问题的关键——“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